《我脑子里的怪东西》讲的是“伊漂”们的故事，或者用时髦的话来说，是一部关于土耳其农民为跻身伊斯坦布尔而历尽艰辛的心灵史。

对正在经历城市化的中国读者而言，其中的故事、场景和符号不可避免地散发着熟悉而亲切的气息：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躲避和贿赂城管的流动小贩，和开发商对抗的钉子户，难以融入的充满迷人诱惑和重重危险的城市，割舍不下而又回不去的乡村，介于黑社会和同乡组织之间的灰色网络，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与国家既对抗又合作的灰色活动区域，传统和现代、宗教规范与现实生活、希冀梦想与日常琐碎、亲情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撞击对人们的头脑和人格造成的撕裂等等。

这部小说简直可以当作一部纪实来读，虽然其中涉及宗教的部分或许还有点异质感，但这部作品应该算是帕慕克所有作品中，中国读者感觉最不“隔”的一本了，这也许更多是因为全世界所有城市漂泊者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无论是“伊漂”还是“北漂”，无论是身处北上广深，还是孟买、里约还是墨西哥城。

如果此前读过《落脚城市》，将有助于更快进入这本书的叙事场景，因为《落脚城市》中专门有一章讲土耳其城市化进程中伊斯坦布尔的扩张之途。农民如何“进城”是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面临的共同课题，相较于孟买、里约和墨西哥城几乎无为而治的贫民窟模式，和一些集权国家的严防死守模式，伊斯坦布尔走了一条“中间道路”：先是“任由”进城农民占据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等或为国家所有或逃离的希腊人所有、但产权整体而言处于虚置的“无主地带”，然后再由国家出面赋予这些非法住户以相应的产权，从而将其生存状态合法化并纳入城市管理体系。这也是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所倡导的模式，类似于当年美国政府依据《宅地法》为西部“非法”拓荒者赋权的模式。

 

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并不完全是一个“仁慈”的角色，得利最多者也不是筚路蓝缕凭借血肉之躯挤进城市的农民，而是那些抢在国家之前给“非法盘踞者”颁发各种“准证书”的区政府，以及抢在房地产开发之前收拢农民手中小块土地的拥有同乡会首领、政党分部头目和黑社会头子等多重身份的能人。

但无论如何这种城市化方式毕竟为农民提供了进入城市的通道，那些抛妻别子的孤独而勇敢的先行者毕竟可以在产权合法化的过程中攒下或多或少的第一桶金，也拥有了让后代们在城市阶梯中继续攀升的落脚之地。而那些在农民和国家之间“斡旋”的政党、宗教团体和同乡会等组织，虽然不惮于在各种利益分配交换中上下其手榨取盘剥，但也毕竟在某种程度上为进城农民发挥了组织纽带、支持网络和资源供给的功能。

而这一切得以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则是进城农民手中毕竟还拥有能在政党竞争上岗的选举政治中发挥作用的选票，虽然选举结果不时会遭到军事政变的更改，但以公民权换取市民权的模式仍得以持续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读懂了这部小说，对于理解土耳其国内政局的变迁也会很有帮助。

可以说，帕慕克通过其高超的叙事能力和多元的文学表现手法，赋予了土耳其的城市化进程和政治经济变迁以有血有肉的丰满的真实和历史感。然而必须申明的是，这是一个喜欢研究城市化的人的读法。如果抛开这些政经视角，必须承认，就故事本身而言，其结构之精巧和叙事推进之娴熟，足以提供充分的审美快感。

或者可以这么说吧，当所谓的有现实主义情结急于反映大历史的小说下意识地将历史大背景作为叙事的背景墙时，帕慕克反而巧妙而不动声色将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件和大趋势内化为一个精美故事中的种种点缀和装饰品，但与此同时依然赋予这故事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宏大的画面感。